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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在拍摄现场。

新甘肃·甘肃日报记者施秀萍

金城，阳光明媚，时光静好。

在自己的工作室，秦川完全沉浸其中，浑然忘我。连着几天，他一直在对四集纪录片《敦煌，千年不散的筵席》央视播出版的字音校对和画面进行修改。

“羊肚筋膜丰富，临出炉的刹那，浇上一股醋，趁热咬上一口，酸爽滑嫩的快感直冲头顶……”光看着诱人的画面，听着诱人的解说，就让人忍不住一个劲地咽口水，秦川自己也时时被美味“诱惑”，笑着坦承：“剪着，剪着，就饿了。”

秦川，我省著名纪录片导演。此前，他刚刚从新疆拍摄《石窟中国》回来。

“甘肃的石窟群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我基本拍了个遍。而《石窟中国》将展现中国石窟全貌，刚好让我‘补’全‘石窟课’，令我特别兴奋和期待。”从2004年起，自称“敦煌土著”的秦川从敦煌出发、守着敦煌拍了十几年，先后拍了15部、60多集纪录片，最终的成片总时长“两天两夜不吃不喝才能看完。”

风，从敦煌来，不眠不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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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在第八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推优活动颁奖现场。

（一）

1965年1月，秦川在敦煌莫高镇出生。

莫高镇离莫高窟很近，幼年的秦川就时常沐浴在“敦煌风”中，乐此不疲。莫高窟每年雷打不动的四月八庙会，在秦川记忆里“比过年还热闹”。

这一日，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不等天亮便拖家带口，带上吃喝，赶着马车、驴车，赶往莫高窟。其时，敦煌城里万人空巷，前往莫高窟的路上，则如记载：“车马喧闹，游人络绎。或轻裘缓带簇雕鞍，锦城濠畔；或凤管鸾箫敲玉板，高歌紫陌村头。”

一派热闹繁盛景象。

小时候的秦川，最喜欢在四月八跟着家人去莫高窟，“钻各种洞子。”那时候，莫高窟的洞窟还没有门。

其时，秦川对敦煌懵懂无知。莫高窟就像当时当地的时代广场一样，只图个热闹好玩。

后来当了记者，秦川一年跑几十趟莫高窟，可写来写去，来来回回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秦川不干了，莫高窟的博大精深，敦煌老百姓说不上就说不上，可作为媒体人，实在说不过去。

（二）

秦川想找到“敦煌文化的源头”，他向台里提出拍摄纪录片《大河西流》的建议。

思路，他都想好了。

那是2004年，酒泉电视台当时的条件并不好，不仅设备中低档，也没有专业的摄影师、剪辑师、灯光师，所以，秦川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，都说：“这个人太可笑了，想出名想疯了。”

可秦川执拗。他带着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，在敦煌整整跑了3年，很多地方都是荒无人烟、从无人涉足的地方。

“8集片子投资不到10万元。对于大团队来讲，几乎等于没有投资。”这是秦川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，印象格外深，时隔近20年，拍摄过程依然恍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

采访车是临时借来的，现场拾音的话筒挑杆是一根自制木棒，每天野外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最长的一天昼夜奋战22个小时，凉水、干饼就黄瓜就是可口的午餐；拍摄时间要么利用节假日，要么平日里加班一点点“攒”出来，没有补助、没有加班费，可“有梦想啊”，干得贼起劲。

随着拍摄的一点点推进，秦川惊喜地发现：疏勒河不仅连通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国——中国、印度、埃及和巴比伦，传播了佛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也把中国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和丝路文化，“疏勒河，就是‘敦煌文化的源头’，敦煌的母亲河啊。”

2005年5月，包含《敦煌的母亲河》《中国长城的尽头》《脱水的城堡》《西出阳关》《寻找玉门关》《三危佛光》《飞天情缘》《拯救敦煌》8集的纪录片《大河西流》终于“呱呱坠地”，在酒泉电视台首播，随后又在敦煌市开了一场观影会，赢得“一片叫好声”，一举“扭转乾坤”。

2006年12月，《大河西流》在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播出，疏勒河连同秦川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。

第二年，《大河西流》为酒泉摘取了第一个国家级电视节目大奖——2005-2006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优秀电视专题片提名奖。

《大河西流》坚定了秦川的信心，也让秦川为自己定下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：凡拍纪录片，从立项开始，就得是央视标准，全国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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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及剧组进行《黑戈壁·黑喇嘛》的拍摄。

（三）

秦川创作生命的转折点，交汇于纪录片《大河西流》。

拍摄《大河西流》的时候，秦川采访了正在西部探险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镰。《大河西流》播映时，杨镰和同事纷纷热议。杨镰“纠正”大家“这可不是央视拍的，是酒泉台拍的”的时候，同事们直呼“不可能”。

可杨镰知道，杨镰相信。他找到秦川，直接授权秦川以自己的著作《黑戈壁》为剧本，拍摄同名纪录片。

曾经叱咤大西北黑戈壁的“黑喇嘛”丹毕加参，一度让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的老百姓视为洪水猛兽。20世纪初叶，他的一举一动甚至牵动着整个亚洲的神经。但时隔多年，能找到的也仅有一段碉堡战壕，还涉及甘肃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，该如何“复活”这段历史呢？

翻越祁连山、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尔金山，穿越塔里木盆地、塔克拉玛干沙漠……此后两年时间里，秦川带领摄制组拍摄了甘肃、新疆、内蒙古等地的大量历史遗迹，采访了十余位草原牧民、人文学者，生动再现了20世纪初中亚历史上轰动一时的“黑喇嘛”传奇。

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、紧张激烈的脉络冲突、变幻莫测的片子结局……2008年12月，《黑戈壁·黑喇嘛》在《探索·发现》栏目播出，引起巨大反响。

2008年11月，《黑戈壁·黑喇嘛》一举摘得“第五届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”的“十佳纪录片奖”。第二年4月，又受邀赴卡塔尔多哈参加“第五届半岛国际纪录片节”展映单元。

这是秦川第一次走出国门，亮相国际纪录片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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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（左二）、安秋（右二）导演在《敦煌画派》片场。

（四）

“今年，也不能挂‘空挡’啊。”

这句话，像“闹铃”，适时响起。

一部接一部登上央视，一部接一部获奖，秦川，正在兴头上，特别是，“敦煌就像个宝库，随时打开都有新题材。”

2009年，秦川要拍《敦煌书法》。

他知道，在敦煌的艺术宝库中，除了壁画彩塑，还有一枝光芒四射、瑰丽多姿的艺术奇葩——敦煌书法。

敦煌，是中国书法的重要发源地。敦煌书法范围甚广，从藏经洞出土的书写本到古遗址出土的汉简、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碣，时代久远，数量巨大，书体多姿，行草隶篆皆备，其功力法度、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！

敦煌，有大量汉代到宋代的书法真迹，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汉字第一次脱离识读功能而成为独立的抽象艺术——草书，也发生在敦煌……关于“敦煌书法”，可以说的话、讲的故事太多太多了，秦川“有种‘不吐不快’的感觉”。

四集《敦煌书法》七个月的拍摄，让秦川“特别过瘾”， “情景再现”的表现方式，仿若时空穿越，让他与古代书法家亲密地“朝夕相处”起来：

——东汉，张芝敦煌家中后院。正在挥毫泼墨的张芝，看到家人将绢帛送去染房染色，突发奇想，若在白绢上写字，如何？

其时，纸张刚刚发明出来，还比较粗糙，尺幅不大，价格不菲，书家很少用。而西汉就已经产生的章草，也“只能像豆子一样，一个一个‘蹦’出来，是无法‘连体’的。”

铺开绢帛，蘸墨提笔，张芝行云流水般一口气写下去，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，“因为绢尺幅大，且细腻、吸水性极好。”

就这样，草书诞生了。那一刻，汉字从认读工具，真正成为一门石破天惊的书法艺术；那一刻，一颗巨星在中国敦煌闪耀登场，又整整影响后世1800多年。

——敦煌汉简发现之前，人们不知道汉代人写的毛笔字是什么样的。只能通过漫漶不清的石刻，通过刀法看笔法，“可笔锋下的轻重缓急，是雕刻家的，不是书法家的。”

……

2011年11月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布201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评选结果，《敦煌书法》喜获“优秀国产纪录片中篇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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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敦煌伎乐天》剧照。

（五）

2013年，受甘肃省委宣传部委托，秦川又开始创作拍摄6集大型纪录片《敦煌画派》。

这一次，秦川拍了整整三年。三年中，秦川长途跋涉数万里，搜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线索，终于将敦煌画派纷繁复杂的碎片一一厘清，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美术画卷。

“这三年，非常痛苦，简直痛不欲生。”秦川的言语神情中，透着化不开的痛，尽管这只是回忆。

秦川、安秋两位导演花了整整五六个月的时间，整理学术资料，最终形成26万字的学术本和分集大纲。

“既要有学术价值，又要有艺术价值，还要有观赏性。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秦川他们跑了七八个省，在画面呈现上也是绞尽脑汁，颇费心思。

拍“敦煌画派”，常书鸿、张大千、于右任、段文杰、董希文、吴作人、关山月、常沙娜、李其琼、万庚育、史苇湘、欧阳琳、孙纪元、何鄂……绕不开的闪耀之星，名单很长很长。

可该怎么呈现呢？

纪录片《敦煌画派》一开场，张大千这位21世纪全世界公认的画家率先登场，“张大千的权威性、影响力不容置疑，他都拜倒在敦煌壁画面前了，那么敦煌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的地位也就毋庸置疑了。”秦川想借“大千”之力，让观众一下子就对敦煌有一种仰之弥高的印象。

事实证明，秦川“赌赢了”。

时隔8年，拍摄万庚育的一幕幕场景，犹在秦川眼前。

2013年5月10日那一天，当时已92岁高龄的敦煌美术家万庚育老人郑重地打开抽屉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方丝帕，又小心翼翼地展开——徐悲鸿、廖静文、吴作人、李苦禅、董希文…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20多位美术大家的签名，竟密密麻麻汇集在这方小小的丝帕上。

作为徐悲鸿的弟子，万庚育并非寻常人，她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，半个世纪都在敦煌，看惯了大漠长天，孤泉冷月，黄沙絮絮，却在漫天黄沙即将把数百个灿烂夺目的洞窟掩埋和毁灭之际，用满腔热血挽救敦煌，保护敦煌，研究敦煌。

万庚育喜结连理的日子，徐悲鸿带着师生前来祝贺，就用毛笔在这方丝帕上一一签下名字。自此，这方丝帕成了万庚育最珍贵的宝贝。文革时，又害怕，就拿水洗，竟洗不掉。

真是万幸啊，手绢皱皱巴巴了，可签名依然清晰。拍摄时，万庚育因脑梗已基本失去语言能力，日常交流全靠子女翻译。可当导演安秋问她：“您这一辈子，跑到敦煌，受了那么多苦，后悔不后悔？”时，老人突然说话了：“不……后……悔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后悔呢？”

“艺术……艺术……艺术……”老人重复了好几遍，令人动容。

……

2016年1月18日，在兰州万达影城举办的首映式上，纪录片《敦煌画派》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。

“秦川，这是不是你拍得最好的片子？”首映式后，有人问。

“不敢说最好，但这是我拍得最难的片子。”秦川实话实说。

（六）

2018年2月的一天，秦川正骑着自行车在酒泉的大街上溜达，突然接了个电话，电话内容是让他接拍一部叫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的纪录片，这部纪录片是敦煌首次跨出国门，与其他国家做一次跨越万里的文明对话。

秦川心里清楚，自己对吴哥窟一无所知。但他相信，敦煌可以和任何一种文明对话，“把敦煌吃透了，再去对话，找共同点，找不同点，就不难。”

此后，秦川、安秋两位导演开始“恶补”吴哥窟。其时，有关吴哥窟的书并不多，但痴迷吴哥窟、每年要去好几回吴哥窟的台湾著名作家蒋勋，写了不少吴哥窟的书，《吴哥之美》便是其中经典。

身未动，心已远。不断“恶补”之下，秦川对吴哥窟心向往之，也发现了莫高窟、吴哥窟的诸多异同——

莫高窟、吴哥窟的重新发现，乃至被推向世界，竟然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人参与其中。此人名为伯希和。

巧，还巧在：后来，法国人把吴哥窟的石雕，偷运到法国巴黎；其时，藏经洞亦被发现，伯希和组建考察队来到敦煌，用相当于法国市面上一件文物的价值，拿了7000多件敦煌宝贝，也偷运至法国巴黎。

100多年前，两大古迹，遭同一批人以同样方式的“发现”；并且，两大文明在同一家博物馆、同一间展厅展出，这家博物馆正是法国吉美博物馆。

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物，有这样奇妙的机缘。”秦川已经感到纪录片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那喷薄欲出的巨大冲击力。

“太美了，太震撼了!” 秦川第一次到吴哥窟，就被巨型石雕所构筑的空间艺术震撼了。他舍不得放过任何一块石头，“吴哥窟的雕塑太细腻了，就像拿着针在石头上绣花。”

“艺术之美是不需要翻译的。”镜头里，吴哥窟的精美雕塑一一呈现；脑海里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一一映出，举着摄像头，秦川突然“顿悟”，语言不同、民族肤色不同，美的艺术可以让人心连通起来，“这不就是‘一带一路’讲的‘民心相通’吗？”

没错，没错，“民心相通”，最佳的打通方式就是艺术，“‘一带一路’建设，就应通过文化进行更多沟通。”

2019年8月31日15时，纪录片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盛大首映，成为“一会一节”闭幕式上的最大亮点。

其实，播映之前，有人担心两集100分钟太长，特别是怕不少嘉宾年龄大，坐不住，建议只播一集。

可秦川犟，别人说什么都不听，坚持两集全播。结果，全场1200多名嘉宾安安静静看完，剧终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！

第二年，入选第八届优秀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优秀长片奖、荣获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长片“十优”作品、中宣部2020年度优秀地方外宣品二等奖……纪录片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先后摘得4项全国大奖，还在河北衡水剧院，捧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26届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优秀纪录片提名奖。

从莫高窟前仰望星空，到衡水湖畔摘下“星光”；从黑戈壁到红地毯，秦川走了整整20年。

他走得步履铿锵，别人“恨”他，“秦川，你太不厚道了。收那么少的钱，这不是破坏行情吗？”

“真的是情怀。”秦川笑笑，自嘲对自己确实挺“刻薄的”，拍了15部纪录片，做导演没导演费、写稿子没稿费、摄像没摄像费、剪辑没剪辑费，没钱咋办？就“拿肉夯呗”，透支休息时间、透支身体……

（七）

很多人知道，秦川拍了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；很多人不知道，在拍《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》的同时，他还接了纪录片《中国石窟走廊》的拍摄。

两个都是大片，还要同时交稿，只有一年时间，秦川心里暗自叫苦，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半。

“太狠了。对自己太狠了。”秦川知道，这就相当于头上顶着两个大罐子，还要快速奔跑，还不能让罐子掉下来，2018年、2019年，拍这两部片子的时候，秦川过着“非人”的生活。

好在，两部片子都是石窟，有交叉、有穿插。

好在，两部片子都让秦川兴奋。

甘肃，最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，便是绵延三千里的石窟走廊。不仅最古老的石窟在甘肃，甘肃石窟营造延续时间也是最长的，长达1600多年，而且，千年营造从未中断过。秦川趁机将甘肃境内石窟群的历史脉络、文化价值，全部梳理出来了。

莫高窟代表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，代表了最优秀的中国文化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自信。

中国的文化记忆、民族记忆，以及记忆的细节，都保存在敦煌，要唤醒民族记忆，敦煌就是最好的“开关”……

“敦煌，是文化和艺术的汪洋大海。有着穷其一生也做不完的文章。20年，我只是舀了敦煌的一瓢水而已。”说起敦煌，秦川兴奋起来，滔滔不绝。

风，从敦煌来。只有起点，从无终点……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