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们这十年】郑炳林:做一名合格的敦煌学“领路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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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敦煌学专家郑炳林。(本文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新甘肃·每日甘肃网记者 李萍

调皮、经常挨揍、和村上年纪相仿的孩子打架、经常把老师气哭……1956年出生在陕西黄陵的郑炳林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“顽童”,从没想过长大后会和“敦煌学”打起了交道。

如今的郑炳林,早已从一名普通老师,成长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、历史文化学院院长,敦煌学也成了他要研究一辈子的事——“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解读敦煌学让世界认识中国,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,让流光百年的敦煌学在新时代历久弥新。”

研究敦煌学是我们的历史使命

20世纪80年代,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:敦煌在中国,敦煌学在国外。这句话刺激着国内众多的敦煌学专家,当时正在上大学郑炳林也是其中之一。

1978年2月,郑炳林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子,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。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他更加珍惜。

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,但绝对是最能吃苦的,所以学习成绩才能始终在中上水平。”

上大学期间,学校历史系有了研究、发展、建设敦煌学的想法,师资队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毕业前夕,兰大历史系的老师找郑炳林谈话,问他“愿不愿意留下来搞敦煌学?”

“留,当然留!”郑炳林的回答斩钉截铁。

“敦煌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,我们有责任把敦煌学做大做强。”为此,如何发展好、建设好敦煌学这一学科就成为了郑炳林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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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郑炳林考察石窟。

图书资料对于文科来说,就相当于实验室的存在,郑炳林把目光投向了图书资料建设上。他利用各种去外地甚至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,去各地学术书店“淘”书。

学科建设伊始,缺少资金让郑炳林很头疼。为了节省邮费,他在外地购买的图书基本上都是背回兰州的。“行李箱都不知道用坏几个了,但看着越来越多的图书资料,我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。”

很快,这座“背回来的图书馆”成为一段佳话,让兰州大学不仅成为国内较早拥有各国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、纸版图书的单位,也成为国内外屈指可数的信息资料中心。这些看得见、看不见的资料,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兰大青年学子,为做大做强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让敦煌学成为中国气派的敦煌学

曾经的敦煌学是“冷门”学科,并没有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然而,“要做中国气派的敦煌学”成为了郑炳林坚守的理由。

“我们只有把学科水平搞上去,把平台搭建起来,才能让学科实现良性发展。”郑炳林表示。

敦煌学研究所决定搭建的第一个平台就是申请博士点。从1993年开始,时任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(敦煌学)学科带头人的郑炳林带领团队历经两次失败,终于在1998年申请到博士点。

至此,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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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炳林带领团队在蒙古国做野外考察。

好的平台引来了好的人才,好的人才培养出好的学生。郑炳林说,“我们敦煌学的优势就在于抓住了机遇,促使整个团队做出来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。”

郑炳林介绍,从2000年到如今22年的时间里,敦煌学研究所的师生在研究的基础上创作翻译出版了《法国汉学研究丛书》《国际敦煌学研究文库(日本卷)》《敦煌讲座系列》等一系列作品。

这些成果中,在学界最负盛名的应当是《敦煌讲座系列》,这套书综合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成果,与当年日本的《讲座敦煌》相呼应。郑炳林说,这是中国敦煌学者在国际上的集体发声,也是中国学术视野和格局的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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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郑炳林带领团队在龟兹石窟考察。

2018年,郑炳林结合兰大的地理位置和兰大敦煌学的发展态势,提出了兰大敦煌学“西进东出”发展计划。他认为,“敦煌学必须向东向西发展,向东进入中原,向西进入新疆。”

向西进,不仅涉及到中亚地区的历史和文献,更是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研究。

“我们往西看,就会看到除了敦煌简牍、西夏文献外的和田文文献、龟兹文文献等胡语文献。”郑炳林说,种类繁多的文献给敦煌学研究所提供了丰富的资源,但也带来了新问题——如何破解西北和北方各民族语言带来的障碍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,郑炳林提前谋划,早早开始引进专业人才。除了语言类人才,敦煌学研究所还引进了6位专门从事石窟研究、12位专门从事西北地区历史和文献研究的教师。

搭起了这样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架构,敦煌学研究所“西进”有了一定的基础,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向建设敦煌学研究高地更近了一步。

郑炳林专注敦煌学研究40载,陪伴着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从无到有,从有到如今被誉为敦煌学研究中心、人才培养中心、资料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,他对待敦煌学研究所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郑炳林说,“选择了一条路,就要坚持到底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敦煌学做大做强,把它的种子播撒到每个中国人心里。”

让敦煌学研究所成为培养人才的高地

在兰州大学榆中校区,有一门本科生选修课常年爆满,这就是《敦煌学前沿研究概述》。

3个小时的课程,郑炳林在上课之前都会做精心准备——要不断修订课件内容,有时候为了阐述一个知识点,甚至会花费几天乃至几个月的时间查找资料……

郑炳林乐此不疲,“有很多本科生的兴趣在课堂上被点燃,有些人一步一步成为了敦煌学研究人员。”

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、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成员、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(2012年),全国百篇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……郑炳林有很多称号,但是在学生面前他是“和蔼可亲的严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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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炳林和学生交流。

郑炳林知道,敦煌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藏,青年学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人。对于如何培养出一流的研究人才,他有自己的考虑。

“研究生培养有三要素,即研究环境营造、研究生的质量和教师,三者缺一不可。”郑炳林说,还有一点就是统一管理,总结起来就是“三位一体”。

在“三位一体”的影响下,郑炳林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格外严格。“只要论文不合格,就推迟一年毕业,谁说都没有用。”但在私下他又和蔼可亲,办公室门只要开着,不论谁的学生可以随时敲门请教问题。

闲暇时间,郑炳林都会去学生学习的区域转转,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状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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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炳林利用缩微胶卷进行相关研究。

1999年,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实现了联合共建。郑炳林认为,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研究长项主要在文献和史地,而敦煌研究院的长项在石窟艺术和石窟考古,“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优势互补,我不足的地方,你补起来,我强势的地方正好是你所缺的。”

在联合共建的基础上,敦煌研究院和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实行了研究生双导师制。在这一机制下,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敦煌石窟进行研究,有利于学生把敦煌文献与敦煌艺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,培养出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相复合的研究人才。

截至目前,敦煌学研究所毕业博士生160多人,大量优秀的研究生有的留在了敦煌学研究所,有的去了国内兄弟高校,有的就职于国外名校,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,他们共同见证了兰州大学逐渐成为中国敦煌学专业人才的培养高地。

一人,一生,一事。

做中国气派的敦煌学这件事,郑炳林已经坚持了40年。

从无到有,从有到优。郑炳林一直没有停止保护和探索的脚步。

如今,他更是见证着一批批敦煌学研究的后起之秀在敦煌学界崭露头角,“我们都会慢慢老去,敦煌研究的接力棒终究要到年轻人手中。现在我们要做的,就是做一名合格的‘领路人’。”

编辑:李婷婷
责任编辑:赵博民、刘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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