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报道发布日期：2010-09-15
甘肃日报记者 宜秀萍
42年前，王万青作出了一个决定：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！他来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卫生院，从此立下誓言：做一个有价值的人，为党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。42年来，他扎根草原，救死扶伤，用自己的承诺与信念，谱写了一曲忠诚与坚守之歌。
藏乡好医生
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这是大学毕业时，王万青在分配志愿表上写的一句话。来到阿万仓后，当地医疗条件的简陋超出了他的想象，也坚定了他要为草原人民做点事的信念。
1975年前后的一个春天，天刚亮，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位藏族青年冲进卫生院大喊：“曼巴！曼巴！”
王万青赶忙出去，经简单询问，得知这位青年的妻子得了急病，喘不上气，快憋死了。
抓起药箱，备了一支特大号针头，王万青跟随藏族青年，一路快马加鞭，直奔病人家里。帐篷外有人在焦急地等候着，一下马，王万青便被拉进了帐篷。
进了帐篷，王万青认出了患者，原来是塞可——阿万仓乡唯一的女生产队长。只见她脸色发紫，嘴大张着，不停地用手抓脖子，已抓出了一道道血痕。问了几句，王万青初步判断是急性喉阻塞，病人已进入窒息阶段，随时有死亡危险，必须马上切开气管。
可现场进行手术没有器械，不具备条件，更来不及把病人运回卫生院。此时，王万青专门挑选的特大号针头派上了用场，他小心翼翼地将针头从塞可环软骨和甲软骨之间扎进去，刺穿气管。病人马上有了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通气声，塞可憋气的症状迅速得到缓解。
随后，王万青开始进行药物治疗，待塞可病情稳定后，又接到卫生院继续输液。几天后，塞可痊愈了。出院时，为了答谢王万青的救命之恩，塞可的丈夫非要送他一头牦牛。“医生就是给人看病的，看个病就收人家东西，那还叫医生吗？”王万青坚决推辞，塞可一家无奈作罢。
上海来的大学生可真有本事，往喉咙里扎针扎不死人，还能救活人！这次成功抢救让王万青名声大振。随后的一个病例，更是让阿万仓群众对他刮目相看。
那一天，王万青正在乡上一个生产队的医疗点看病，有个牧民急匆匆赶来，说妻子生完孩子出血不止，人已经昏迷了。
王万青赶去一看，帐篷里产妇一个人躺在牛粪上，孩子已经生下来了，但胎盘还留在子宫里。由于失血过多，产妇已经处于休克状态，除了微弱的心跳，血压、脉搏几乎都测不到了。
王万青赶忙给产妇输葡萄糖，提升血压，随后戴上医用手套剥离胎盘。止血、打针、抗感染，一系列后续治疗让产妇病情渐渐稳定下来。此时，产妇需要马上输血，否则依然有生命危险，即便闯过来了，今后身体也会受到严重影响。“在我来之前，阿万仓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产妇胎盘滞留大出血，因不会胎盘剥离术，医生赶到了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产妇死去。”王万青说，他曾在上海的妇产科医院实习过，当时老师手把手教他们学会了接生、刮宫，胎盘剥离术没上手做过，但见过老师怎么做。
到了阿万仓后，他没事就对照书本熟悉操作流程，每次下乡时，也都带上显微镜，并从县医院借来血清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草原牧民居住分散，偏远放牧点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，危重病人不能骑马，只能往医院抬，高原缺氧，人又走不快，最近的路也得走六七个小时，等送到医院人可能就没命了。因此，每次下乡，王万青都尽可能将卫生院仅有的几样设备带上，以便危急时现场施救。
这次，几样设备还真都用上了。王万青将产妇接到大队医疗点，在显微镜下验血配型，找到与产妇血型相符的几位亲友，为她输血。经过几天治疗，产妇脸上慢慢有了血色，身体逐渐复原。
此次手术成功，令王万青信心大增，之后的十多年间，他成功抢救了多位这样的产妇，阿万仓草原上再未出现因胎盘滞留大出血死亡的产妇。“当时，当地牧民生孩子基本都在自家帐篷里，身下铺条毯子，上面垫上干牛粪，极不卫生。最糟糕的是，牧民还认为生完孩子就下地，这样的女人身体才棒，根本没有坐月子一说。”这样的习俗让王万青十分担忧。
每次出诊或下乡巡诊，遇到孕妇，他就反复说，生孩子可不是件小事，生不下来就是难产，会要人命的，有条件最好到卫生院生孩子，如果实在不方便，只能在家生，就买些卫生纸、药棉垫在身下。生完孩子一定要多休息，多吃一些血肠之类的高蛋白、高营养食品，千万不能逞强，生完孩子就去背水劳动，这可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
这些，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，但在当时，当地藏族妇女竟然都不知道，从来没有人跟她们说过这些。上海来的大学生这么关心她们，令她们感动，大学生救死扶伤的本领更令她们信服。渐渐地，来卫生院生孩子的藏族妇女越来越多，当地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也越来越低。
圆了入党梦
“解放前上大学，家里没钱是供不起的。我很幸运，1962年考上上海第一医学院，读书期间所有的费用国家都包了，一毕业，就是干部编制。”王万青自豪地说：“我刚到阿万仓卫生院时，每月工资是80.2元，基本上是全乡最高的。”
王万青回忆，解放前，家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父亲在一家工厂做技工，母亲很早就跟地主家庭脱离了关系，偶尔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，家里兄妹4人，基本靠父亲一人挣钱养活。
“要不是解放了，我们兄妹别说上大学，恐怕连中学都读不完。”王万青说，“从小学起，父母亲就教育我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一点——你是国家培养的，要为国家做贡献。”
王万青小学4年级就戴上了红领巾，个子高、学习好、表现优秀的他还被选为中队旗手，每次升国旗时，都神气地手举国旗，在同学们满是羡慕的目光下，走到旗杆下，在庄严的国歌声中，将国旗升起。日复一日的升旗仪式，也让他坚定了报效祖国的信念。
15岁王万青读高中一年级时，期末考试三门功课都是满分，学习好、思想好、品德好的他光荣加入了共青团。大学期间，王万青积极参加学校社团组织，满怀报国激情向党靠拢。
1968年，王万青毕业前夕，因为母亲家庭出身问题，全家人都受到牵连，王万青也觉得抬不起头来。为了表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，毕业分配时，他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，经过一再争取，如愿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卫生院。“我热爱中国共产党，入党是我的理想和目标，始终没有改变过。”参加工作第二年，王万青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虽然明知在那个年代，受母亲影响，入党是不可能的，但他依然坚持年年递交入党申请书，年年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，整整坚持了18年。
1980年，王万青开始担任阿万仓乡卫生院副院长，说是副院长实际相当于院长，仅仅因为他不是党员，只能任命为副职。“组织把我信任了，可得好好干！”有了说话做主的权力，王万青干劲更足了。凡是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、凡是方便牧民群众看病的工作都要抓：规范上下班和值班制度，保证卫生院24小时有人值守；规范病历书写，建立门诊病历档案；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学习，要求每个人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讲个人体会。
就在王万青干得起劲时，有人向县领导写信告状，说自从王万青当了副院长后，阿万仓死的人多了。
听到风声后，王万青担心发生了重大传染病，赶忙从医学角度展开了调查。他统计掌握了全乡当年的死亡人数，逐一分析死亡原因，结果发现，没有重大传染病发生，当年真正病死在卫生院的人很少，一部分是正常死亡，一部分是由于就诊太迟。非正常死亡人群中，婴幼儿占的比例较大。经过科学分析，王万青写了一份调研报告。
很快，县上派来工作组调查此事。王万青拿出这份调研报告，上面提供的死亡人数名单比工作组拿来的还多、还清楚，死因分析、预防措施也一一列了出来。谣言不攻自破。“这事给我提了醒，从那以后，我每年都开展临床病例及死亡原因调查，归纳出4种牧区高发病——感冒、肺炎、腹泻、关节疼，发表了不少论文。”王万青戏言，这也算坏事变好事吧。
阿万仓乡卫生院条件艰苦，王万青工作的20年间，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近30人，卫生院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，少的时候只剩下王万青和妻子凯嫪。
后来，又有人告状，说王万青和凯嫪贪污公款，有经济问题。县上先后两次派工作组下来调查，两个财会专业人员清查了卫生院近10年的账目，第一次少了9元，第二次还多出8元。“工作组来查账，我欢迎得很，要不还真说不清了。”王万青说，自从担任院长以来，院里的钱他没有乱花过一分，每次出差，他都舍不得坐卧铺，尽可能找最便宜的车次，买最便宜的硬座，坐船坐的都是五等舱，同舱的都是赶着鸡鸭的农民。有时，下乡打防疫针，凯嫪还向亲戚朋友借马，这些从来都没算过钱。在王万青担任院长的近10年时间里，阿万仓卫生院的财产增加了2万元，还添置了胃电图仪、风力发电机等设备。
廉者自廉，清者自清。1987年7月1日，王万青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那一刻，他欣喜若狂，暗暗发誓：要把一切献给党，贡献生命也在所不惜。
生活多面手
1968年离开上海时，除了行李卷，王万青还带了一箱书，一部分是教科书，一部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出的诊疗手册，还有学校老师的讲义，这些是他最宝贵的财富，伴随他度过了阿万仓草原的一个个不眠之夜。
阿万仓乡距离玛曲县城55公里，当时交通不便，进一趟城得花三四个小时。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，王万青订阅了《人民日报》《甘肃日报》《人民画报》《环球画报》等多种报刊。通常，邮递员一周会送一次报刊书信，有时遇上雨雪天气，就没准了。有一年冬天，大雪封山，隔了3个月，邮递员才来，那一次，王万青拉着架子车才把攒了三个月的报刊取回来。
当时，阿万仓还没有通电，晚上看书只能点煤油灯，光线暗不说，油烟还熏人，看一晚上书，第二天起来，鼻孔都是黑的。在阿万仓卫生院，王万青学历最高，知道得最多，工作中遇到了难题，他无处请教，只能在书本中找答案。
在书中，他学会了胎盘剥离术，掌握了麻醉术，熟悉了各项手术操作规程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他还不断摸索钻研，因陋就简，自制了不少简单实用的小器械。
有一次，一位牧民视力模糊看不清，王万青想看看有没有眼底病变，但苦于没有设备，无法判断。那几天，没病人时他就跑回宿舍，连琢磨带比划，动手制作了一张视野表，还有几样辅助的小工具，解决了这一难题。
当时，乡卫生院手术室极其简陋，只有一盏煤气灯，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充一次气。后来，条件改善了，上面给卫生院配置了发电机，手术室装上了100瓦的电灯泡。发电机没人会用，王万青照着说明书，学会了操作和修理。每次手术前，王万青得先把发电机发动起来，随后，术前高压消毒、麻醉、手术、伤口缝合、术后手术器械消毒打包，这些工作都由他一人完成。
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王万青为被牛角顶穿肚子的10岁牧童南美做了肠管切除和吻合术。当时没有什么无影灯，为了看清伤口，卫生院的两位同事打着几把手电筒辅助照明。受此启发，后来，王万青发明了一种简易手术灯，将射灯绑在头上，或夹在各种支架上，如输液架、各种活动臂杆等，手术时既清晰又便捷，可以轻松照到无影灯照不到的部位。
1985年，省卫生厅拨款8000元给卫生院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和摩托车。王万青买来摩托车、手扶拖拉机驾驶修理手册，没几天就学会了驾驶。
有一次，摩托车的齿轮坏了，王万青将摩托车零件一个个拆下来，编上号，摆了一地，对照书本，一点点琢磨修理，竟然修好了。
1987年前后的一天，王万青从安徽合肥买了一台胃电图仪，赶到玛曲县城已是下午了。为了尽快赶回卫生院，他顾不上休息，匆忙开上走前停在县医院的手扶拖拉机，拉着新买的设备和几箱药品上路了。
在诺儿朗山顶，意外发生了。那段路坡很陡，又正赶上修路。爬坡时，拖拉机有点打滑，一路劳累的王万青使出全身力气去掌把。没想到，挂档时，拖拉机突然跳档，档把划破了王万青的手掌，拖拉机翻下了山坡。
翻下山坡的瞬间，王万青在想：手破了不要紧，要是伤了神经就糟了，会影响以后做手术；拖拉机是滑下山坡的，设备有厚厚的包装，损伤应该不会太大，丢了可就损失大了。
好在身体没有受伤，王万青迅速爬起身，简单包扎好伤口，爬上山坡，在路边幸运地拦到了一辆当地藏族干部的车。
得知发生的事情后，这位藏族干部一边派人就地看守翻下山坡的拖拉机，一边亲自把王万青送回卫生院。到了卫生院，王万青赶紧雇了十几个人，赶到事发地，把拖拉机拉了回来。
幸运的是，王万青担心的两件事都没发生，手上只留下了一道伤痕，设备、药品完好无缺，受损的拖拉机王万青自己照着书就修好了。
除了在医学领域创造了不少阿万仓乃至玛曲“第一”外，王万青还为阿万仓草原带来了许多个“第一”。
1969年，第一次回上海探亲，王万青带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阿万仓草原第一次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，还有第一辆自行车，第一台照相机。同时，修理自行车、收音机，冲洗、放大照片，这些技术也都学会了。
藏乡好女婿
“当时，我决定跟凯嫪成亲时，想到的最大好处就是成为藏族人的女婿，融入当地社会，开展工作会容易些，当地群众会接受我。”王万青坦言，成亲后，藏族人的女婿这一身份，让当地的牧民群众视他为自家人，完完全全接纳了他。“我们结婚那会儿，当地藏族和汉族通婚的还很少，凯嫪的爸爸、妈妈还是蛮开明的。”王万青说，岳父、岳母一家人对他没有任何偏见，认为有个这样能看病、有文化的汉族女婿很光荣。
喜欢就用行动来证明。在王万青回上海禀告父母婚讯的同时，凯嫪全家及亲朋好友们也忙活起来了。一家家拿出最好的牛毛毡子，拼凑起来搭起崭新的帐篷，几十个牛皮口袋装满青稞，被褥、锅灶也一一备齐，就连牛粪都拾掇好了，堆在帐篷外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王万青从上海一回来，一个简单但热闹、温馨的婚礼就开始了。
当年被王万青救活的10岁牧童南美，如今已是36岁的汉子了。王万青还在阿万仓时，他每天都跑到卫生院来看看，他知道，是曼巴救了他的命。每次来，王万青总会嘱咐他吃东西要小心，不能吃得过饱，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品，不要吃太凉的东西。后来，王万青调到玛曲县城工作，南美也娶了媳妇成了家，他的草山距离阿万仓几十公里，每次到乡上都要走几个小时，到县城就更不方便了。每年，南美总要找机会进一次城，看望王万青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打电话问候问候。
8月4日，听说因记者采访，王万青夫妇要来阿万仓，早上7时，南美挑了匹快马出发。黄河涨水冲塌了乡上的桥，他只能绕道赶来。一路上马不停蹄，到乡上已经12时许了。看到很久没有见面的王万青夫妇，疲惫的南美高兴得笑了，他们急切地用藏语交谈起来。“曼巴对我很关心，比亲人还亲呢。”通过凯嫪翻译，南美告诉记者，他的爸爸、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曼巴现在就像他的亲人一样，一两个月不见，都想呢。“在阿万仓，随便走进哪一个帐篷，不认识他的没有。”凯嫪自豪地说，他们两个在阿万仓整整工作了20年，跑遍了每一户牧民家，说起王万青，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。
家有好妻子
“凯嫪对我是有恩的，没有她，很多工作我都做不了。”谈到妻子，王万青说：“她是我工作上的好帮手，家里也全靠她，我是‘老爷’呢。”
可不是吗，与凯嫪成家之后，王万青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家务事从来不用他操心打理，是地地道道的“老爷”呢。
王万青当初看重的并不是这一点。当时，卫生院里由他负责培训的5个赤脚医生中，凯嫪是唯一的女性，也是最勤奋好学的一个。一年多时间的相处，两个人相互都有了好感。王万青的意外受伤令这段感情迅速升温，凯嫪的大胆表白也让王万青开始正视内心的感情。“我们两个都不会说肉麻的话，谁都没向对方说过‘我爱你’，但心里相互都有呢。”王万青坦言，刚来阿万仓时，他并没有想过要留下来，在他心里，早晚还是要回上海的，所以，起初对凯嫪只是有好感，没有更多的想法，也没发现凯嫪对自己有什么不一样。
看到自己受伤后，凯嫪不停地流眼泪时，王万青感动了。“凯嫪帮了大忙呢，在开展计划免疫过程中，更是立了大功。”王万青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国家开始加强计划免疫工作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要为适龄儿童及时接种相关疫苗。
牧区群众居住极为分散，有时跑一天，只能走一两户人家。那段时间，卫生院人手紧张，多数时间只有王万青和凯嫪两人。每天一大早，接诊、安顿好卫生院的病人，两人就出发了。没有摩托车的时候，就骑马或牦牛，孩子没人照看，就一起带上。
一次，因为惦记卫生院收治的几位病人，王万青和凯嫪打完防疫针后，就急急忙忙往回赶。当时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下坡时，摩托车撞上一个沙土堆，一下子翻了。王万青摔破了皮，凯嫪腿部受了伤，伤愈之后留下后遗症，到现在走路走不快，爬楼梯腿都疼。
还有一次，凯嫪一人出诊，下雨天爬山坡滑倒了，她手里抱着药箱不肯撒手，结果摔断了锁骨，回来后，又忙着打针、发药，没有时间好好休息，结果造成锁骨错位。“凯嫪很勇敢，这点我很欣赏。”在下乡出诊、打防疫针的途中，藏獒咬、野狗追，这些在电影里常见的惊险镜头，时时会上演。只要凯嫪在场，王万青就不怕。
一次，夫妻俩骑着摩托车带着孩子下乡去打防疫针，路过一处放牧点，正赶上几户牧民搬家，不少人前来帮忙。摩托车的响声惊动了牧民们养的狗，一群狗狂叫着冲了过来。
王万青有些害怕，凯嫪抽出一根长棍，一边大喊：“不要停，继续往前开！”一边奋力抽打已扑到脚下的狗。
狗群终于被吓退了。事后，连牧民都怕了，说他们简直是在玩命，那阵子，狗咬疯了，他们根本喊不住，摩托车一旦停下或翻倒，一家三口就没命了，大大小小20多只狗呢，其中有一只阿万仓最厉害的藏獒，竟然被凯嫪打掉了牙。“这没有什么，当时，怕也没用。”听到丈夫在夸自己，凯嫪有些不好意思，指着丈夫说，“我没做什么，他更了不起，他工作起来命都不要了。”
凯嫪回忆，1981年2月，王万青到黄河对岸的一片放牧点搞布病普查。刚跨过冰封的黄河到达一处牧民点，他便开始拉肚子，连续一周几乎没吃一口饭，每天早上起来喝点糖水就出发。由于这一片放牧点位于黄河南边，冰化之后人就过不来了，必须赶在冰化之前完成普查任务。王万青咬牙坚持一户户调查、打防疫针。回来时，他已经精疲力竭，人瘦得脱了样，趴在马背上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凯嫪一开始都没认出是王万青，待回过神来，心疼得当场就哭了。那一次，王万青一连躺了几天才渐渐恢复，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。现在，一着凉或吃了凉东西就会拉肚子。
藏族的饮食、生活习惯与汉族有很大差别，何况王万青还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。为了让丈夫吃到新鲜的蔬菜，凯嫪四处“拜师”，学会了种菜，在自家的小院里种上了油白菜、青菜、土豆、洋葱、胡萝卜等，并学会了炒菜。在大米限量供应的年代，凯嫪想办法到处买米，曾经一次从四川买了300斤大米，用牦牛驮回阿万仓。
最让王万青感动的是凯嫪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。几次工作组下来调查，凯嫪都坚定地说：“他要是坏人，想做坏事，也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。”
每每有人传言，王万青迟早会离开草原，不要她和孩子了，凯嫪都当耳旁风。“我们现在分不开。”王万青则以不离不弃的行动和朴素的表白，回报了凯嫪的这份真情。
故乡在心里
2007年，上海一些大学生听说了王万青的感人事迹，决定沿着他当年的离乡路，到草原探访他，拍摄一部纪录片。临出发时，学生们拨通了王万青的电话，问他要不要带什么东西？“带几份《新民晚报》吧，过期的也行。”王万青脱口而出，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
学生们来时，如约给他带来了两大捆上海出的各类报纸，还有不少地道的上海小吃。
小吃分给了孩子们，王万青则快速将这些报纸翻阅了一遍，然后把感兴趣的挑出来，放在一边，准备细细再看。“看到这些报纸，我最高兴。再好吃的东西吃完就完了，如果忘不掉这个味道，想吃的时候又吃不到，反而难过。不像报纸，可以反复看，一遍一遍回味。”
一遍遍回味的，是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乡，更是对故乡绵绵不绝的眷恋。“上海是生我、养我的故乡，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。”王万青不会忘记，1968年12月26日——那一天他告别故乡，也从此开启了一段不绝的思念。
那一天，想着他过年回不了家，全家人提前吃了一顿年夜饭。临走时，他故作潇洒地挥挥手，不让父母送出家门。走到弄堂尽头，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爸爸、妈妈相互搀扶着，站在窗前，隔着玻璃还在看他呢。
刚到阿万仓那几年，王万青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亲。一是看望父母，二是进图书馆、书店，看书买书。南京路也是每次必逛的地方，不一定买什么东西，只是看看路两边的商店，感受一下大都市的气息。而每隔一段时间，父母亲也会挑选一些上海的报纸寄给他。
后来，两位老人相继过世，再也没人给王万青寄上海的报纸了。虽然订阅并不麻烦，但他却一直没订，回上海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2009年，王万青回大学母校参加校友会。临走时，他买了一本上海地图册。42年来，每次回上海，看到有新版的地图册，他都忍不住要买一册，这次买的是一本上海市分区地图册，可以找到他儿时的家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所在的位置。
回到玛曲后，初秋的一天，翻看这本地图册，他信手在上面题了一首诗：“秋雨淅沥秋风寒，屈指草原四十载，故乡万里忆圆月，地图一册伴残年。”“凯嫪离不开草原，到上海生活，她就像是鸟被关进了笼子，鱼儿离开了水，活不下去的。”说起无数次动摇、无数次想回上海、又无数次作罢的原因，王万青坦言，与凯嫪并肩工作的几十年，也让他越发意识到，为草原人民做点事是他和凯嫪共同的事业基础，离开草原，没有了这个共同基础，爱情、家庭可能都会就此瓦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