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报道发布日期：2010-08-05
甘肃日报记者 马克利
今天，当“草原曼巴”王万青的故事又一次在陇原大地传颂的时候，距离第一次的采访，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，王万青对此作了证实。8月的玛曲，骄阳似火，九曲之首的黄河，带着一股土腥味缓缓往西流去，如今治理得连国际专家都叹为观止的玛曲湿地，它的上空弥漫的雾气，看上去就像腾空而起的白烟，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凉爽。
8月1日上午，我们来到了王万青的家里。他家住在玛曲县医院右侧的一院小平房里。推门进去，就是厨房，穿过厨房，院子里有两畦不大的菜地，菜叶茁茁，格外青绿；正对的是一排南北朝向的平房。说是一排，其实就是一间，只不过屋子里的左右两侧，各开有一个套房。局促的居住环境，显得尤为零乱。不是成套的各个年代用过的各式家具、沙发，摆放在一起，不像是居家的样子，倒很像陈列馆；颜色搭配更谈不上，五花八门，好在是陈年老货，看上去还不太扎眼。不过，这些老旧的沙发却很实用，一同进来的五六个人，在这窄小的空间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座位。据王万青的老伴凯嫪大姐讲，他这个人一辈子，工作中规中矩，生活上却十分潦草马虎，什么都不讲究，房间就像他衣服上的口袋一样，爱装什么就装什么，从不让人收拾。大姐讲的只是王万青的表象，其实他很严谨。当我提起22年前那次采访的事时，他记忆犹新。那个记者叫严军，说那是省上新闻单位第一次派记者采访他的。我告诉他，那次采访本来我也应该在场，只是严军“小气”，带我到合作之后，说雪大，去阿万仓的路不好走，又怕人多了车不安全，他有任务不得耽误等等，所以我才下了车没有去成。因为那时候我就听说过，阿万仓有个从上海来的大学生，他在那里为藏族群众看病，一待就是20多年，并且在当地娶妻生子，是个有名的“草原曼巴”。王万青听完之后非常惊奇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说：“我们是20多年前未曾谋过面的老朋友啊！”
一段往事，拉近了我和王万青之间的距离，他像对老朋友一样打开了话匣子，无拘无束地谈起了过往之事。透过镜片，他眼角上细腻的鱼尾纹，他眼睛里清澈的目光，告诉我他过去的睿智和现在的深邃。从他的眼睛里，我仿佛也看到了42年前他的神采。没想到，王万青在大学时期还是一个摄影迷，他毕业后来甘南的行囊里，除了书籍之外，还有一台当时花50多元钱买的海鸥牌照相机，他将它视若至宝，这台相机也从此为他留存下了许多时代的印迹和历史的记忆。接着，他拿出一本尘封已久的老式上海相册，看见那一张张镶嵌在黑色纸板上的黑白照片，我如获至宝，如痴如迷。
随后，我们又坐车前往阿万仓乡，那里是王万青曾经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。那本相册简直就成了我们的向导，王万青也很兴奋，我们按图索骥，尽情地寻觅着他当年在阿万仓挥洒青春的姿影……
一
王万青今年66岁，他在玛曲整整待了42年。这位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在选择工作志愿的时候，是从地图上看到甘南藏族自治州这个名字，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填写上去的。
今天，我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王万青一点都不激动。他说那是一个建设的年代，各条战线都亟须人才，对学医的他来讲，去一个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，是他施展抱负的最佳去向。去甘南工作，也许早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选择。
王万青对记者说，他是在“文革”开始前3年上的大学。那3年里，他扎扎实实学完了医学专业的所有课程。至今还让他感激的是：当时的学业没有被耽误。1968年毕业后，他匆匆告别上海的父母兄妹，乘上了西去的列车，来到了地处西北的兰州。到兰州后，他随同赴基层学习锻炼的大学生团先到了临洮林区。那是一个盛夏，洮河的清波，林区的涧流，还有风声里的松涛呼啸，静夜里夏虫的鸣叫，这一切都让生在江南、从未出过远门的他惊叹不已；同时，林区缺医少药的现象也着实让他大为吃惊。这里平时连常用的四环素、青霉素都很难找到，见到的只有头痛粉、去痛片、甘草片和阿司匹林等，对此，他内心感到十分沉重。他不知道甘南在哪里，但他知道，甘南要比临洮更偏远一些。那里的医疗状况又会是什么样呢？但他能肯定一点，那里一定比临洮更差。他在临洮林区，就开始了解藏族群众的生活习俗。第一个困扰他的问题出现了：如何与藏族群众交流沟通？语言成为一大障碍。同时，他还打听藏族群众的饮食习惯，向当地医务人员咨询藏区都有哪些常见病。一到临洮，他就很少吃到大米。他想到，在藏区不仅吃不到大米，就连蔬菜也很难吃到。于是他便刻意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，努力适应当地的生活。当时的王万青，并没有被这些预想的困难所动摇，相反，更增添了他去藏区工作的信心和勇气。
一位心怀梦想的大学生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一心想奔赴藏区工作，仅仅用好奇的字眼来诠释是远远不够的。年轻人的人生价值取向，必然与时代同步，王万青也不例外。应该是有一种信念、一种理想的力量，在不断驱使着他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谈到这里，王万青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们这一代大学生，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活着，心里想的只有怎样才能为我们的国家多做一些贡献，为我们的人民多做一些事。我们的理想与命运，是与国家、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。我的同学中，大部分都去了边疆，那是一个时代从大概念上的选择。当时，只要有一点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人，都会像我们这样。”
看到王万青在林区留下的一组照片，让人不由地想起那时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憧憬：照片上的他，清纯的表情充满阳光，热情的笑脸洋溢着自信。还有他青春飞扬的激情，以及不惧一切的神色，无不显示出他性格上的豪爽。王万青告诉记者，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很注意锻炼，每天游泳两个小时，还喜欢跑步、打球，参加文艺演出，没想到，以后都用上了，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。如果没有那时的锻炼，别说在藏区工作，就连高原缺氧这一关都很难过去。
二
王万青在玛曲已经生活、工作了42年，他将来还会继续留在那里。在这期间，他或出差或回上海探亲或应朋友之邀去过外地，把他所有离开玛曲的时间相加起来算，总天数还不足一年。像他这样一位深爱这片土地的老一代知识分子，就在本土都很难找到第二个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结让他如此依恋不舍？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让他如此宽厚博大？如果你作猜想或分析的话，一定会百思不解；但是，如果你见到他本人，所有的疑问都将化为乌有，你会觉得他就应该这样活着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在王万青身上，他秉承的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知识分子求知报国的血脉，因为他崇拜李四光、华罗庚；他心里蕴涵着生在新中国、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自豪感，因为新中国成立时他毕竟只有5岁；在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，他挺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普通，却又极具坚韧不屈的脊梁，他所属的这个时代的群体目标还没有实现，所以他一定还会继续留在玛曲，因为他的人生信条是：“一个人的一生，做一件大事不大容易；但是，做不成一件事，我就不信。”
下午时光，阳光被白云过滤之后轻轻洒下，阿万仓广袤的草原显得格外晶莹剔透。我们坐在黄河岸边的草地上，王万青讲述起他当年刚到这里的情景。
玛曲县城距阿万仓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，对于现代交通工具来说，可谓是近在咫尺。可在40多年前，这一段路，要走三四天时间。县城在黄河以北，阿万仓在黄河以南，当年没有架桥，过河只能靠船。当年这里还没有汽车，赶路全靠骑马。王万青说，那天是他生平第一次骑马。可是，很奇怪，他对骑马并没有感到陌生，而且越骑越来劲，直到目的地时也不愿放松手里的缰绳。从此，他爱上草原上的马。但是不期而至的是，他的马背生涯也就此开始。
当时的阿万仓卫生所里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、一个藏医和两名工作人员，加上王万青的到来，三男两女的五人小分队显得格外活跃。特别是院里来了一位上海大学生，而且是大医校里培养出来的大医生，一时成了这个当时只有500多户、3000多人的乡上的头号新闻。卫生所里每天都人来人往，有看人的，有搭话的；也有看病的，叫医生出诊的。所里最忙的就是这位刚刚来的年轻人。还没有学会藏话的他，当时每遇难题，身后总会马上跑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藏族姑娘为他解围，她就是所里的工作人员凯?。平时话少，总是低头忙着干活的她，当时成了王万青须臾不能离的翻译。王万青除了对她心存感谢之外，最让他动心的还是所里的那三匹马，他为自己选中了其中的一匹，每天精心伺候，一有出诊，便风驰电掣。
晚冬的一个黄昏。
出诊的王万青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险情：一群藏区的狗迎面向他扑来，受惊的马突然挣断了肚带，将他从马背上狠狠摔下；这时，扑过来的一大群狗将他团团围住，他来不及惊叫更来不及挣扎就昏过去了。是就近的藏族群众将他抬进了帐篷，然后叫来了卫生所的人。半夜两三点的时候他才醒过来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背着身子在抽泣的凯?。他好像第一次发现了凯?那颗柔软善良的心。讲到这里，他回头看了看坐在身边的老伴，两位已经是满面沧桑的老人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1970年，王万青回上海探亲的时候，他向父母倾诉了想娶凯?为妻的想法。当时，回城的浪潮已经蔓延，父母企盼儿子回家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他们不曾想，儿子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奇怪的想法来，老两口为此颇为恼火。沉默了3天之后，父亲终于发话了：“娶了她，你就永远不能放弃，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”听了父亲的训示，王万青好像拿到了圣旨一般的高兴，来不及休完假，他就返回草原，亲口把这个喜讯告诉给了凯?。
1971年开春，王万青花了15元钱给自己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。他从上海带来的两包糖果，来不及分就被大家一抢而空；卫生所里的几个人集体出动，还请来了大队上的大厨，为大家做了几桌丰盛的酒席；这是一桩在藏区的汉藏合婚的喜事，前来贺喜的人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村庄的上空弥漫着过节般的喜庆。
三
讲起往事来，王万青也有不开心的时候。特别是一提到曾在上海一直生活到去世的父母，他一直念叨说，自己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。忠孝不能两全，是他当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。
王万青的父母亲养育了他们4个儿女。他的大哥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；他的两个妹妹，一直在上海工作，平时对老人多有照顾。以前，王万青每年回家探亲，都要带一些土特产，可是家里人都不爱吃，以后他索性也不带了。他每次回家都想给父母留点钱，可父母总是坚决不要，本来也不宽裕的他以后也就不再坚持。
王万青第一次带凯?回上海拜见公婆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了。他给老大起了一个名字叫团胜，老人一听就摇起了头，但老人说，男孩子，无所谓，团胜就团胜罢。他又给老二起了一个藏族名字叫久美其，老人听着不习惯。第二天，当着他俩的面郑重宣布：“孙女的名字我改了，以后就叫其美。”
老太太给她的藏族儿媳妇扯了一套红条绒的料子，就在上海量身做好了；但是，挑红颜色的面料，却是王万青的主意，因为藏区最流行的就是红色，母亲总是顺着儿子的心意。老父亲给王万青送了一只欧米茄手表，嘱咐他每年一定要拿到上海去清洗一次；父亲去世多年以后，王万青才恍然大悟，那是父亲每年都想见到儿子的一种特有的含蓄和暗示。说到这里，王万青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干涩。
王万青对记者说：“我向父母亲索要的太多，但回报他们的却又太少，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难过。”他回忆说，父母亲给他寄过很多东西，有吃的，有穿的，还有用的。为了满足他的要求，父母还专门给他寄过多年的《新民晚报》。父母亲临过世的时候，他都赶回去了，这是留在他内心深处的最后一点安慰。但是，父母亲从来没有来过他工作的地方，这也是让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却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他在上海的所有亲人，也都从未到过他在阿万仓或者玛曲的家。他在这一方面情感的缺失，却由凯?的父母及家人给予了补偿。在一张黑白小照片上，是凯?的父亲赶着马车来接他们全家回家过年的情景。王万青激动地用手指着照片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在阿万仓生活工作的20多年中，每年大年初一，无论雪有多大，他老人家都要亲自接我们全家回家过年的，这份情，我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。”凯?家的亲戚们，至今还是他们家逢年过节往来不断的最重要的亲友团队。还有的，就是他们4个出生于斯、成长于斯，如今又都共同生活、工作在这里的孩子们成家之后所带给他们的亲朋好友。王万青生活其中，其乐融融。
当天傍晚，我们陪同两位老人来到住在阿万仓乡的其美的家里。这个地方他们太熟悉了，虽然是小两口租下的房子，可就在当年他们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卫生院的隔壁。他们当年住过的土坯房子，现在早已拆、盖无存，但我们却从他保留下来的照片上看到了，真是珍贵无比，无比珍贵。
其美在家操持，丈夫在外做生意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他们的大女儿王进已经从护校毕业，小儿子正在县城读初中。这两个孩子都是王万青一手拉扯上的学，如今，他俩都还在老人身边。王万青指着大孙女对我们说：“这可是我们家最杰出的代表啊，从她算起，我们家已经有3代人在玛曲从事医生、医护的职业，一想起这些，我就感到特别的满足和幸福。”一旁的玛曲县委副书记贡保闹日告诉记者，王万青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是这里一家乡级卫生院的书记兼院长了。
一次跨越22年的采访，让我从一个人的一册人生，走进了一个家庭4代人的不同的生活经历，了解到了他们之间代代相传的做人标准和人生追求。当年，王万青的父母亲在上海养育了4个好儿女，并不惜代价将他们培养成人，他们至今还在为祖国的建设和繁荣添砖加瓦。现在，王万青和凯?夫妇，又为玛曲生养了4个好儿女，他们都在父母为之奋斗过的土地上扎根工作，3代从医，薪火相传，造福藏区。他们是甘肃精神的践行者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。